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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口述史 | 洪旺全:

作为土生土长的宝安人,我有幸全程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从曾经宝安县卫生局的一名普通办事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市卫生局领导岗位,再到退休后担任市人口基金会会长一职,在卫生系统工作的40余年里,“责任”始终是我不竭的动力,“以人为本”是我一直坚守的理念。

深圳卫生事业如今能发展得这么好,这其中离不开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我相信有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积累,未来深圳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1948年7月出生于广东宝安。现任深圳市人口基金会会长、理事长,曾任原宝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局长,原深圳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原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深圳市政协第三届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口述时间:2019年6月6日上午

口述地点:深圳市人口基金会

在严控重治传染病的同时,深圳突破传统的尝试,不断拓宽办医渠道,除了依靠政府办医,还引进外地医疗资源落户深圳,逐渐走出了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我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在我小的时候,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名为宝安县的小城镇。从我有记忆开始,宝安县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两点:穷和病。

那时候县里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差,结核病、寄生虫病、疟疾是当时常见的几种农村病,许多村民不堪疾病所扰,很多家庭也因此分崩离析。当时宝安县做了一个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仅血丝虫一项,县里的患病率就高达约10%。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作为县里卫生宣传队的一员,参与了全县的普查普治和群防群治工作。

在工作中,县里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父老乡亲的生病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个村民肚子非常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得了阑尾炎,但当时基层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更没法解决病人的痛苦,等病人连夜赶了50多公里土路,被送到宝安县县城医院时,已经阑尾穿孔了。

所以,我当时的希望就是等自己有能力了,能够在防治疾病方面做些事,帮助大家摆脱病痛。1972年,我进入惠阳卫生学校读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又留校工作了几年,直到1978年。

在防疫工作中筑起防疫系统

1978年12月底,我从惠阳卫生学校调到了当时的宝安县卫生局(深圳建市后改为深圳市卫生局),回到了阔别近7年的家乡。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建市之初的深圳,卫生条件较之从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1981年恢复宝安县建制(辖深圳经济特区以外的原宝安县区域),我从市卫生局调往宝安县卫生局工作。当时,我到各公社卫生院调研,发现大多数基层医院的医疗设备只有三样:血压计、简易显微镜和东方红x光机。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医疗设备都奇缺。

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就有了抬头的征兆。1983年,疟疾在深圳暴发。

1984年7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关于进一步加强疟疾防治的工作会议,提出“要特区,不要疫区”的口号,每年拨出30万元作为专项灭疟经费,要求“一年控制,三年基本消灭疟疾流行”。市卫生局组织防疫队伍,协助基层卫生院深入农村开展防疫行动,积极控制疟疾流行,经历了整整4个年头,肆虐深圳的疟疾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一张庞大的防疫网在全市逐渐铺开,经过不断完善,形成了市、区、街道的防疫系统。

在严控重治传染病的同时,深圳突破传统的尝试,不断拓宽办医渠道,除了依靠政府办医,还引进外地医疗资源落户深圳,逐渐走出了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深圳职工医疗保险办法的出台,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原有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拉开了对我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序幕。

医疗保险制度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

在建市初期,深圳市企业员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别实行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这是对城市就业人口实行“政府全包型”的医疗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行多年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弊端越来越显现:一是职工医疗费用由国家和单位包揽,缺乏合理的医疗费用筹措机制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国家财政和企业医疗费用负担沉重;二是全额报销造成了巨大的医疗资源浪费;三是医疗保障管理和服务的覆盖面小。

以公费医疗为例,由于是国家财政拨款,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浪费严重,比较典型的就是一张公费医疗证全家用。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有不少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拿公费医疗证到医院拿龟苓膏、蜂王浆等保健药品。

随着人口增加,1992年,深圳的医疗费用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医疗保险制度不得不改革了。

1992年5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和《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医疗保险实施细则》,这是深圳建立统一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第一个规划性文件。

根据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企业每年给职工缴纳本人月工资总额的8%,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每年给职工缴纳本人月工资总额的9.2%,超过定额费用由职工自付10%,医疗保险基金支付90%。

深圳职工医疗保险办法的出台,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原有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拉开了对我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序幕。

社会医保改革在深圳打响头炮

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深圳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当时尚无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992年,我开始担任当时的深圳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副局长,同时,罗湖区沙头角镇被选作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

当年5月中旬,我带领职工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组,到沙头角蹲点近3个月。刚开始,我们雄心壮志,挨家挨户进工厂“推销”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但是一来这是一个全国都没有的新鲜事物,二来很多企业认为给他们带来了负担,根本不接受,试点工作组经常吃闭门羹。

不过我们秉持着不放弃的办事决心,企业不接受我们就天天登门拜访,又是解释又是动员,说服企业为职工参保。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和上门讲解,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109个单位与市医疗保险局签订了投保协议书,投保人数有6200多人。

1992年8月1日,深圳市正式实施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半年内,参保人数猛增到10万人。

深化医保制度改革

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虽然比原先的医疗制度有所改进,但并非十全十美。一些企业不按照政府规定,不实行全员投保,比如有些企业明明有500名员工,却谎报只有200名,同时通过压低月工资的方式以达到少缴医保费用的目的。另外,虽然超出定额费用由职工自付10%,但还是无法杜绝一卡多人用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些现象,1994年,我们进一步对医保制度进行深化改革,在南山区试点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新模式。为此,南山区政府专门成立了南山区医疗保险管理局,加派人手,为全面开展试点工作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医疗保险新模式要求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部分医疗保险费用,体现了医疗保险金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合理分担的筹资原则。而且职工在门诊就医花的是个人医疗账户的费用,抓准了“医疗账户上的钱是自己的钱,花自己的钱心痛”的消费心理,真正达到了自我约束不浪费医疗资源的目的。

经过南山区的试点,深圳的医疗保险法规日益完善,如今更是越来越好。

社康中心办起来了,市民不用到大医院排长队,小病可以直接在家门口解决,真正解决了社会的痛点。

赴外考察引进社康中心模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医疗资源有限,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开始凸现,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很多医院的门诊都排起了长龙。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给市民创造一种便捷、便宜又安全的就诊模式。过去,农村有卫生站的形式,但是卫生站不管是医疗服务还是卫生质量,都不适合城市的发展。怎么样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成了我们当时的一个大难题。

1995年,广东省卫生厅组织全省部分市局领导赴北欧考察城市新型医疗服务体系,这一次的考察,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启发。不同于国内医院的人山人海,欧洲很多城市的医院门诊都没有多少病人。其中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告诉我,病人都是先在社区的健康中心看病,大病病人经过健康中心医生签转诊单,才会到大医院看病。我当时听到后,茅塞顿开,心想这不就是深圳可以学习的模式吗?

所以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尝试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疗模式。恰好在当时的市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有些政协委员就建立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体系问题提出提案。我们赶紧抓住机会,起草了一份探索社区健康卫生服务模式的文件,报到市长办公会上讨论。

当时很多领导还不知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社康中心)是怎么一回事。当我汇报到如果生病了,打电话到社康中心就有医生上门服务时,有个市领导接过了我的话头,他说:“我有一次到国外考察,晚饭后肚子痛,酒店服务员帮我打个电话给社康中心的医生,他们很快就上门给我开了药。”

恰逢当时国家正在努力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市委、市政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建设社康中心的提案很快就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

社康中心在深圳遍地开花

谁来办?怎么办?成了当时办社康中心的两个难题。经过思考后,我们定下了“院管院办”的考核规定,要求当时的7家市属医院各办一家社康中心,每个区要办两家社康中心。就这样,1996年深圳在全国范围内先行先试开展社区健康服务,在全市设立了19个社康中心试点。

1996年8月18日,深圳市第一家社康中心——水库新村社康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之后,另外18家也陆续成立。

社康中心是开办起来了,但是效果到底如何,我心里也没有把握。直到有一次,我到宝安西乡镇流塘村社康中心调研,碰到了一位从另一个村赶来看病的阿婆,阿婆的一番话让我至今难忘,也坚定了我当时要大力推广社康中心的决心。当时我很诧异她为什么跑这么远过来看病,阿婆对我说:“这里有预防针打,说明是政府办的,信得过。”我听了之后,一下子对社康中心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时我们还为社康中心制定了七项服务,其中有一项就是建立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伴随居民一生,而且可以跟着居民流动。1998年,有位省委领导来调研时看到这项服务,高兴地说深圳人有福气,普通市民都有健康档案,都能享受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社康中心办起来了,市民不用到大医院排长队,小病可以直接在家门口解决,真正解决了社会的痛点。2000年,我担任原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之后,为了更加方便向育龄群众提供服务,还积极开展了“计卫联手,医育结合”的服务模式。

这几年来,看到深圳的社康中心蓬勃发展,遍地开花,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希望在未来,社康中心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进一步落实等等,当然这些都需要时间去推动,我相信社康中心的未来会更好。

但当说到他们有一天老去,谁来赡养的问题时,许多老人表现出了担忧,甚至流下了泪水。我们当时就下决心,要为这些老人安度晚年做一些事情。

十年做好一件事

2008年,我从当时的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退休。第二年,有着公益性质的深圳市人口基金会刚好换届,市主管部门就安排我出任深圳市人口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在退休后的有限之年,能继续为社会做点有益的工作,我感到荣幸之至,也深觉有责任。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在我接手基金会的那一刻起,我就想着一定要充分发挥好这个平台的作用,努力为计生困难家庭排忧解难。

初到基金会时,基金会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资金。但是要开展各种关爱活动,资金必不可少。所以我接手基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基金会的资金池重新建立了起来。有了资金,关爱活动就一项接一项地开展了起来。

2016年,我参加一次失独老人座谈会,一开始,大家谈日常生活有说有笑,老人们都很感谢政府的关爱、帮扶和支持。但当说到他们有一天老去,谁来赡养的问题时,许多老人表现出了担忧,甚至流下了泪水。我们当时就下决心,要为这些老人安度晚年做一些事情。

经过不断地调研、摸索,目前,市人口基金会携手市计划生育协会等,与光明中心医院的护理院达成协议,进行“医养结合”试点。护理院为符合资质的失独老人预留床位,优先入住并负责提供午餐,费用均由基金会负责。现在,这个项目正在推进中。

十年来,在深圳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在相关协会、中心及各区卫计系统的支持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我得以继续发光发热,在关爱计生困难家庭等方面做了点有益的工作。但我同时深知,帮扶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仍会秉持开拓创新的思维,不遗余力为社会和谐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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